齐卫平：党的建设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的思考
作者简介
齐卫平(1953—)，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执政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参考注释及注释请参见本刊原文。
［摘要］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对繁荣发展党建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建设工作层面上的实践性与学理层面上的理论性相辅相成，党建学科化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努力在学科建设硬指标上达到要求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研究方法创新的软实力。多学科融合为党的建设研究方法提供创新路径，党建学科建设必须在清晰自身学科边界的同时，积极主动地与相关学科形成互动，以多学科融合的学术研究方法达到学科建设突破性发展的目的。开阔党的建设研究视野，需要树立开放的学术意识，积极汲取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相关知识，拓展学术领域，创新研究方法。多学科融合不是两种或多种学科知识的机械拼接，而要形成有机的整合。多学科融合也不是把其他学科的一些概念、范畴、术语作简单移植，而是要形成内在整合的逻辑关系。促进党建学科繁荣发展，创新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构建党建研究的新学术话语、提高党建研究的学理水平、提升党建研究的成果质量、开拓党建研究的知识领域。
［关键词］党的建设；多学科融合；方法创新；党建学科繁荣发展
学科建设能否繁荣发展取决于很多因素，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要求下，党的建设学科受到高度重视。对于党的建设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政治性的学科来说，加强学术研究科学性的努力，必须注重方法运用的科学性。党的建设研究方法非常丰富，多学科融合研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本文拟从方法创新的角度就这个问题谈一些想法，以期对推进党的建设学科繁荣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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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建学科建设需要创新研究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看，哲学社会科学分门别类的具体化研究，是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社会才实现的，它把人们对于自身与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提上一个新的高度。学科代表着某个知识领域的专门化，学科的独立设置形成各自的研究对象、理论范畴和学术范围，任何一门学科建设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党的建设学科同样如此，只有遵循学科建设的规律才能得到良好发展。
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持之以恒的实践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历史地看，党的建设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持续研究中取得很多重要的成果，为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作出了贡献，为发展党的事业提供了支撑。然而，党的建设明确形成学科的定位还是近几年的事情，阅读党的文献资料可知，习近平总书记最先作出论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两次明确地把党建研究归到学科领域，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正式确立了党的建设学科地位。党的建设学科定位迎来了学术研究的繁荣，许多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批准先后设置党的建设硕士点、博士点，党建学科建设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
值得指出的是，较长时期里党建研究的学术意义受到怀疑，对党的建设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定位还存在一定的认同障碍。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党的建设研究有体现党性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属性鲜明，因此就有把党建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对立起来的错误看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这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观点以对党建学科的认知最为典型。在一些人看来，党的建设研究只是中共领导人和党中央文件的诠释性解读，缺乏学理逻辑、知识体系和思想内容，算不上学术研究。如此认识党的建设研究无疑是片面的，但却很普遍。其次，党的建设研究突出应用价值，重点关注现实，以总结经验、指导实践、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操作层面的特点鲜明。这本来不应成为否认党的建设研究学术意义的根据，但有人却把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以理论性不强而对党的建设研究产生偏见。第三，由于学科定位长期不明确，理论研究缺少学术上相应的研究理路、范畴和话语，制约了党的建设研究健康发展。这也是客观情况，需要深刻反思和认真对待。虽然党的建设研究成果事实上非常丰富，也不乏精品力作，但重复性话语的表达、诠释性文献的解读、结论性观点的演绎、雷同性议题的赘述等现象比较明显。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党的建设研究就很难在学科意义上得到社会认同，从而妨碍党建学科的繁荣发展。
怎样认识党建的学科意义？从社会认识看，一个主要问题是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存在模糊思想。党的建设研究“姓党”，把党性剥离出党建问题的研究，必然导致学术方向的走偏走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突出强调了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立场。诚然，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联系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重要特点，这并不影响其学科存在和研究的科学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但其理论又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成果，具有追求真理的科学价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党建的学科性有着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以意识形态性强而否认党建的学科意义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必须加以澄清。
在强调党的建设研究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必须把加强科学性作为党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毋庸讳言，要从学科认知上确立党建研究的学术地位确实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就历史而言，党的建设研究由来已久，就现实而言，党建学科却显年轻，尤其是学理依据、理论框架、学术范畴、话语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建构上，党建学科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门类相比还居于落后的处境。这不仅是由于明确党的建设学科地位时间滞后的原因，而且也与长期以来更多地局限于从工作层面上认识党的建设有关。大量成果中，基层实践问题研究占很大比例，由此人们常常凭感觉作判断，片面地认为研究党的建设就是提供怎么做的操作方案，没有理论含量和学术价值，因而也就不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诚然，党的建设研究实践性很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具有应用型学科的特征。这里必须强调，应用也是一门科学，而且它必须以基础理论为支撑，应用型与基础型在学科属性分类上只具有相对意义。事实上，很多党建研究者在基础理论上花了不少的工夫，如近年来关于政党学说、政党制度、政党比较、政党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具有很强的学理性。此外，围绕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的研究，构成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研究的学术价值，都为党建学科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可以表明，党的建设工作层面上的实践性与学理层面上的理论性相辅相成，党建学科化是党的建设实践科学化的必然要求。
党建学科建设虽然起步晚，但具有扎实的基础，党中央高度重视和社会急迫需求为党建学科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学科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是遵循知识创造的规律，坚持科学研究的规范，营造学术繁荣发展的氛围。高校是学科建设依托的主要阵地，相关科研机构和理论研究者也对学科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就一般规律而言，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学位点设置、师资建设、规划制定、课程设计、人才培养、教材编写等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学科评估的硬指标，当然都非常重要。然而，这些“可视化”的工作目标比较容易做到，相同学科建设内部的比较只是水平高低和成绩大小的差别而已。相对来说，学科建设中创新研究方法则更难也更加重要。理论上人们都认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可能因“软性”的特点而忽视其对学科建设的意义。目前，全国已有20多所高校设置了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硕士学位点，学科建设起步阶段既要努力在硬指标上达到要求，更要注重创新研究方法提高软实力。创新研究方法对党建学科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凡是能在研究方法的创新上领先一步，必然会在学科建设上位居前茅。
二、多学科融合为党的建设研究方法提供创新路径
党的建设作为独立的学科设置，改变了长期以来依附或者说从属于其他学科的局面，因而获得了学术繁荣发展的广阔空间，这对党建学科的规范化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党的建设研究已有较长历史和丰富积累的事实，党建学科建设不是重起炉灶，而是按照学科独立性的要求形成建设新局面。
以往学科设置中，党的建设直接依附或从属的是中共党史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学科专业以及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和专业设置相关文件中，“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学科名称列在法学门类中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党的建设不具有二级学科的地位。在党中央正式把党的建设作为独立学科定位之前，全国除中央党校独家有党的建设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外，所有高校都没有该专业的招生，有的则在中共党史专业下设置党的建设研究方向。从学科建设角度看，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有高度的重合，难以绝对分开。2010年6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把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组成部分。研究中共党史就要研究党的建设史，研究党的建设史理应以中共党史为基础。因此，即使党的建设形成二级学科的独立设置，仍必须与中共党史专业结成紧密的交融关系，形象地说应该是“分开不分家”，两个学科独立发展又共成一体。无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学安排甚至师资队伍，党建学科和中共党史学科的互通、联合，有利于收获以学术共同体建设促进各自学科繁荣发展的成效。
中共党史是一门传统学科，虽然历史发展中曾遭遇过曲折的经历，现实发展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已经达到较成熟的水平。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广大理论研究者利用越来越丰富的文献资料，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学术领域的科学精神得到大力弘扬。在此过程中，创新研究方法受到学者的重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得益于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著名中共党史学家张静如先生竭力倡导创新研究方法的贡献值得一提，他提出要把社会史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受到中共党史研究者的高度评价和认同。张先生还提出过从政治学、心理学、文化思想史等学科的视野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的观点，并身体力行地进行过尝试。他指出：“学科建设其实就是建设学科，是以学科发展为目的，从多角度、多方面增添新的因素，创设新的条件，开辟新的道路。它包括研究理论的提高，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内容的深化和拓展，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扩大。”这个观点对加强党建学科建设和创新学术研究方法富有启迪。
从党的建设研究实际情况看，创新研究方法已经有很好的表现，许多研究者在多学科融合方法运用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纵观近十几年里发表的成果，比较明显的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借鉴运用政治学的研究理路和方法研究党的建设，生长出政党建设体现政治属性的许多关注点。国内许多政治学专业背景的学者介入党建研究，从政党理论、政党结构、政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动员、政治传播、政治调适等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改变了就党建研究党建的线性思维，形成许多新的研究思路。二是借鉴运用社会学的相关原理和分析范畴研究党的建设，在执政党与基层社会连接上拓展出新的学术领域。针对改革开放深刻变化形成的城市和乡镇管理新情况，社区党建研究成为热点问题，许多学者把区域发展、基层治理、社会工作、社会组织、城乡关系、社区体制等原理和视角与党的建设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三是借鉴运用法律学的相关范畴和视角研究党的建设，形成了政党与法治关系研究的新方向。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相统一，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同时加强党内法规建设，为创新党的建设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求。国内成立了多所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一些专门研究法律的学者加入党的建设研究行列，许多党建研究者尝试着从法律学科相关范畴研究党内法规结构、层次关系、法规效力、法制体系等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党建研究的理论支撑。除了这三个方面的明显表现外，还有不少学者打破学科界限寻求党建研究的切入点，比如管理学、行政学、文化学、民族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人员结合党的建设进行研究，历史学者研究党建问题的就不少，甚至像经济学科中数据统计、变量分析、模型研究等新方法也被很多学者引入党建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学术观感。这些表明，党建研究的方法创新空间很大，路径很多，领域很宽，可以利用的资源十分丰富。
当代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规律越来越显示出学科分离和组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学科相互交叉成为发展趋势。一方面，社会现代化发展使学科的具体化细分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事物之间紧密关联使学科的边界划分只具有相对意义。许多成型学科寻求新的突破走的都是学科交叉融合的蹊径，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尤其显著，它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也成为新的发展动向。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的交叉更是形成很多的新组合，如政治学与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政治学与法学、政治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延伸出政治哲学、政治伦理、身体政治、计量政治、地缘政治、法理政治等崭新学术研究领域。于此可见，学科独立的必要性不是要设置学科壁垒，学科之间的“老死不相往来”只会束缚手脚，不利于自身学科的发展。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以多学科研究方法促进史学理念的更新，掀起一场新史学革命。有年鉴学派奠基人之誉的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1871—1954）提倡历史学家打破过分专门化所造成的研究狭隘性，加强与其他学科专家的合作，运用历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也有政治学研究者主张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美国学者菲利普斯·夏夫利提出政治科学研究 “多维度组合”的观点，指出“多维度分析让我们认识到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给予我们一个运用多维度概念的很好的框架。”国外学者的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汲取，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不失为党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一条好路径。
如果说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对各门学科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那么，对党建学科建设来说则更有其特殊意义，因为它相比其他学科具有更大的学术兼容性。从学科名称看，党的建设具有学科内涵的规定性，以中国共产党各方面建设理论和实践为客体对象的研究范围，明确了党建学科的边界。但是，首先，党建学科研究的客体对象离不开实践党的建设主体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因此，它虽然不属于历史学科，又必须研究党的建设史，需要有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辅助。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化的结果，党建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党的建设研究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相融合。第三，党的建设学科研究政党发展规律，政党类型、政党比较、政党关系、政党制度、政党功能、政党模式等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是党建学科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学理论学科对党建学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些兼容性的特点为党建学科创新研究方法的必要性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建学科繁荣发展最大的亮点就是多学科融合。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学科的出现虽然是实践发展需求的结果，但都是由多学科交叉融合而生长起来的。我们还可以发现，某个学科领域科学研究的突破性发展往往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而得以实现。党建学科建设必须在清晰自身学科边界的同时，积极主动地与相关学科形成互动，把多学科融合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路径，达到学科建设突破性发展的目的。
三、党的建设研究“借他山之石”的方法运用
人类社会以加强沟通来推动历史进步，人类文明发展创造世界共同财富，成为各国可以互鉴兼取共享的成果，这是世界政治实践的经验。“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学术研究，采取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就是这个道理作用于学科建设的演绎。开阔党的建设研究视野，需要树立开放的学术意识，积极汲取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相关知识，拓展学术领域，创新研究方法。
党建研究的方法创新问题有待深入讨论。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要求，理论工作者围绕这个议题进行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党的建设工作层面上的科学化问题，对党建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关注偏弱，相关成果较少。这与党和国家加强党建学科建设的要求不相符合。近年来，很多教授评阅主题为党建研究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都深感在研究方法存在瓶颈性障碍。虽然也有借鉴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相关范畴、原理和视角进行研究的尝试，但大多数论文局限于一般套路式的研究方法陈述，如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方法等很普遍，有点新鲜感的则加上实证研究方法、田野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在党建研究中无疑都是必要的，但体现不出本学科研究的个性特点以及问题阈的方法创新。党的建设研究打破思维局限，需要在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的创新上多下功夫。
多学科融合含有学科交叉的意思，但有两种情况要区分。一种是多学科融合生长出新兴交叉学科，另一种是在某个学科内进行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后一种情况在学术领域里更多见。党建学科不是交叉学科，它有独立的学科边界，坚持自身研究对象、学术范畴、理论视阈，是进行党建研究的前提。党建学科研究者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或其他学科相关知识范畴、理论范式、分析框架进行研究，是方法的借鉴；政治学、社会学或其他学科研究者介入党建研究，是领域的拓展。多学科融合形成的交叉研究对促进党建学科繁荣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建设百年实践结出了内容极其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多学科融合研究提供了方法创新的宽阔渠道，党中央领导人和党的文献中提出的许多崭新理念、概念和观点都体现着进行多学科融合研究的必要性。笔者研究党的建设几十年，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以下拟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谈点体会供分享。
其一，《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与执政党建设研究》（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从题目看，该文具有党的建设与社会学两个学科相融合的特点。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阶层进行了概括，为党建研究揭示了新课题。此后社会阶层问题成为研究者的热门课题，各种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众所周知，社会各阶级历来都是党建研究的对象，在研究范式上非常成熟。然而，阶级与阶层虽然有着不能分开的关系，但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套用阶级研究的传统范式就难以把握社会阶层的新问题。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阶层涉及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群体构成、社会成员流动、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工作多元等各种复杂问题，超出了以往党建研究的一般思路。笔者便找了本系社会学专业的吴鹏森教授合作研究，围绕社会阶层变化对党的执政形成的适应性变革要求进行分析，就党应对社会阶层分化挑战的战略决策进行了思考，提出在中国社会结构重塑中加固领导核心的执政地位等观点。
其二，《试析系统论思想与党的建设科学化》（发表于《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一文。该文特点是把系统论的一些原理、范畴和视角融入党建研究，具有创新意义。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实践的一个深刻思想，自1939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后历届党中央都反复强调。建设系统工程就要有系统思维。党的十六大后科学发展观思想形成过程中，胡锦涛指出：“要从科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涉及人与经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入手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自然形态的大系统。”系统论的许多思维方法、研究视角和基本原理，对拓宽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的思路以及提供研究的学理颇有裨益。笔者发表的这篇文章从系统的结构原理阐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研究党的建设系统内结构和外环境的关系，以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原理研究党的建设加强组织要素的控制机理，提出了党的建设内结构的生成规则影响系统运转方式，内结构松散还是紧密，断裂还是贯通，对系统运转至关重要；党的建设系统必须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组织要素控制能力越强，越具有抗拒腐蚀的免疫力、凝聚力量的向心力和奋斗进取的战斗力等观点。
其三，《党的先进性与执政长期性关系思考——基于政党生命的视角》（发表于《中州学刊》2013年第11期）一文。汲取生命科学角度研究党的建设是该文的亮点。从党的建设叙事中可以发现有很多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术语，如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确保党的肌体健康，保持和增强党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血脉在人民，永葆中国共产党青春活力，维护党的红色基因，等等。其中，“细胞”、“肌体”、“血脉”、“青春”、“生命力”、“基因”都是生命科学常用的范畴，把它们与党的建设研究相结合，有利于得到有益的启发。笔者发表的这篇文章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以政党生命为视角形成党的先进性和执政长期性的理论思考，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观点。如自然生命周期与政党生命周期的异同，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与激活组织生命要素的关系，传承红色基因与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本质的统一，自然生命中基因遗传、变异、修复等生理现象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的启示，全面从严治党对维护党的肌体健康的意义，等等。这些观点拓展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认识视角。
其四，《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话语转换——从执政能力到治国能力》（发表于《行政论坛》2017年第4期）一文。该文聚焦话语表达问题，尝试着把语言学的研究角度引入党的建设研究。话语表达起到思想传递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加强自身建设的话语系统，但传统党建研究中关注很少。从语言学角度说，任何话语的生成都有其规律性，研究党的建设话语必须把握特定的时代环境，从话语内涵认识党的建设聚焦的问题和任务。文章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形成的两套话语进行了对照性的研究，既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又阐述它们之间的区别，从概念含义上分别指出两套话语的特点。文章有点贡献的地方是突出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命题的形成创造了崭新的话语系统，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要求在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下实现中心话语的转换，完善制度体系构建、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实现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传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新思想。
其五，《修复与创造：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净化政治生态》（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4期）一文，《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科学化的思考》（发表于《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1期）一文。两篇文章聚焦研究党内政治生态问题，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创新发展中党中央提出的新命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党内政治生态用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词语，如“净化”、“涵养”、“重构”、“修复”等等，这些词语都具有党建研究学理性的意义。“生态”是自然环境的概念，各种要素组成的自然条件构成人们生存和生活的生态环境。把这个概念运用于党的建设，研究党内政治生态问题就需要汲取生态学的相关范畴和原理。以上两篇文章中分析了党内政治生态的构成要素、演化逻辑、污染治理以及修复机理等问题，从中析出了党内政治生态与党的作风、党内政治生活、国家政治生态等三对关系，研究成果体现了生态学的一些研究视角。
列举以上几篇文章并无自我炫耀之意，目的只是希望能给党建研究者有所启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学术研究的方法创新很重要，但怎么去创新却很犯难；多学科融合研究的话好讲，但怎么去做却不容易。笔者作了尝试，但自知还很肤浅，多学科融合的深度和水平都很有限。这里要指出，多学科融合不是两种或多种学科知识的机械拼接，而要形成有机的整合。多学科融合也不是把其他学科的一些概念、范畴、术语作简单移植，而是要形成内在整合的逻辑关系。党建学科运用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难就难在这里，实践中许多学者作出了努力。比较多见的是学科合作，以上第一篇文章就是笔者采取与社会学学科的教授联合进行研究，还有如党的建设学术会议邀请多学科专家共同研讨、课题申请组成多学科研究者的团队，重大课题形成多学科力量的联合攻关，等等，这些都不失为好的方式，应该大力倡导和鼓励。但这对繁荣发展党建学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运用多学科融合方法研究党的建设，要更多地立足党建学科自身的发展要求，形成内在的学术创新动力。
目前党建研究中多学科融合方法运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非党建学科的学者介入党建研究，如一些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选择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许多成果富有创新价值。另一种是党建学科的学者借鉴汲取其他学科的分析理路、思想观念和学术范畴进行的研究，以求研究方法的创新。这两种情况都有利于促进党建学科的繁荣发展，但形式上有区别。前一种可以称之为“外联式”，即学术研究的外部介入，后一种可以称之为“内嵌式”，即学术研究的内部消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党的建设重大问题时有个新颖的说法，有益于理解这两种形式的效果。他在论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时指出：“完成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借用这个说法，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介入党的建设问题的研究，还只是跨学科的位移，产生的效果只是“物理变化”。真正要使多学科融合在党建学科内部消化中产生“化学反应”，不能靠“外联式”来解决。促进党建学科的繁荣发展，一方面应秉持学科开放的意识，欢迎其他学科学者开展党的建设研究，包容、吸纳、欣赏和尊重他们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则更应在自己 “一亩三分”的学术领地加强研究方法的创新，积极和主动地“借他山之石”，从其他学科研究中找到本学科开展研究的学术灵感，在借鉴和汲取中实现“内嵌式”的自我消化。
四、以多学科融合方法促进党建学科繁荣发展
习近平指出：“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最根本的是既要继承和发展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党的建设成功方法，又要积极探索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包括探索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探索运用现代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方法，借鉴外国执政党建设的有益做法，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水平”。这段重要论述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提高党的建设工作层面的科学化水平，二是创新党的建设研究层面的科学方法，对繁荣发展党建学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党的建设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研究基础的新学科来说，繁荣发展的良好机遇提供了学科建设的强大动力，抓住机遇的重要路径是创新学术研究方法。人们都会感觉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中，党的建设需要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多很多，许多重要规律有待发现，一些重大课题需要深入。但有时又会觉得无从下手，一些专业教师有找不到研究问题的困扰，有的党建学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甚至想不出做学位论文的选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方法阙如造成的“学术卡脖子”现象。着力加强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创新，有利于促进党建学科繁荣发展。
第一，以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构建党建研究的新学术话语。学术话语的表达是研究能力的体现，语言工具的利用对学科繁荣发展十分重要。党的建设研究中开发学术话语空间的工作显得较为薄弱，大量研究成果还习惯于文件话语的表述，规范有余而创新不足。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出鲜明的叙事风格和话语创新，如把理想信念比作共产党人精神之“钙”，指出精神“缺钙”党就会得“软骨病”；如强调领导干部必须坚守底线，防止在“围猎”中被捕获；如指出要防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中梗阻”，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等等，这些新鲜话语值得党建学科的学者、学生认真学习。毫无疑问，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党的文件提出的思想、论断和结论，是党建学科的学者、学生进行理论研究的基本依据，必须严格遵循，但如果学术研究只是停留于文本话语的诠释，那就只能造成话语重复和话语僵硬。党建学科建设形成体系性的理论和创新性的概念，必须“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任何学科没有自己的学术叙事和话语系统就失去了科学研究的价值，党的建设学科更是如此。研究党的建设必须把意识形态的规范、要求和话语与学术研究的规范、要求和话语统一起来，发挥多学科融合方法的优势，丰富党建学科的话语，形成具有普遍意义和交流价值的学术话题、概念、术语，这既有利于同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又有利于开展国际范围的学术交流。
第二，以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提高党建研究的学理水平。学科的生命力在于研究的学理性，学术的科学价值在于研究的学理化。党建学科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研究党的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但因此而忽视或否定它的学理性则是完全错误的，政治建设具有规律性，研究党的建设是一门讲科学的政治，党建学科是政治与科学相统一的学科。党建学科的学理不仅包括政党学说、政党制度、政党规范等基本理论，而且还可运用多学科融合方法进行学理思考。举例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借用过“木桶理论”对加强党的建设作出重要论述，他指出，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必须“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木桶理论”（亦称“木桶定律”）是著名美国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Laurence J. Peter)提出的，该理论主要意思指木桶能盛多少量的水，不是看它最长的板块，而决定于最短的板块，一个木桶再高，但水会在木板最短的地方流出。借鉴这个观点有助于加强政党组织整体性建设的学理支撑。再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强调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含义十分深刻。尤其是“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文化”这两个概念是以往党的建设实践中没有提出过的崭新命题，深入研究就需要以生态学、文化学等学科中的一些理论提高党的建设研究的学理水平。
第三，以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提升党建研究的成果质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党建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主体性、原创性的原则，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解决党的建设实践发展的新问题，防止学术研究的“肌无力”。学术研究重在创新，“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党的建设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占比很大的是现实问题研究，这符合党建学科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的属性要求，符合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有个研究动态发展良好，即数据量化研究、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较多地被运用于党的建设学术研究中，有的还采取模型分析、公式演绎、变量比较等新型方法进行研究，产出的成果具有创新价值。这表明，党的建设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线性思维的学科局限，党建学科研究局面的改变正是得益于多学科融合方法的运用。党建学科繁荣发展应保持这个良好态势，把坚持问题导向与加强理论创新相结合，用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提高学术原创能力，不断产出党的建设研究的高质量成果。
第四，以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开拓党建研究的知识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发展变化都是通过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互动来实现的。事物普遍联系的法则决定了知识综合性的道理，任何学科囿于自身知识范围就会使学术研究捉襟见肘，束缚学术创新的手脚。党建研究的客体对象是政党，政党与国家、社会构成政治生活的三维关系，知识领域宽阔。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与国家权力、社会资源、利益格局、人民诉求的关系构成党建研究的丰富内容。这就决定了党建学科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再从研究队伍看，因以前党的建设不具有独立学科的定位而缺少“科班”人才，研究党建的队伍主要由中共党史学科、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的学者组成，也有一些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加入。党的建设研究队伍这样的构成，是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运用的优势，有利于打破单一学科的知识壁垒。党建学科推进知识领域的开放有两条路径选择，一条是吸引其他相关学科学者介入党的建设研究，丰富党建学科的知识领域；一条是党建学科学者努力熟悉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原理、研究视角、分析范畴和话语系统，实现党建学科知识领域的拓展。
党的建设学科独立设置带来繁荣发展的契机，它虽然年轻却有着强劲的后发力。作为一门显学，党建学科持续发展的生命力需要以学术研究的方法创新来强大。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就对党的建设学科繁荣发展提出硬任务。党的建设无止境的实践为党建学科发展搭建的平台硕大无朋，为多学科融合研究方法运用提供的路径宽广辽阔。创新学术研究方法，说到底是理论回应现实的要求，方法由问题而来，创新产生动力，实践推进创新。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诞辰，拥有近亿党员的大党以世界最强政党为建设目标，就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建树固本强基。在多学科融合研究的方法创新上作出更大作为，是繁荣发展党建学科的时代使命，期待党的建设研究在广大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下再上一个台阶。
（责任编辑：刘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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